《愛與黑暗的買屋故事》
  作者:阿摩買屋司·奧茲
  版本:譯林出SD記憶卡版社 2007年8月《情人》
  作者:亞伯拉罕·耶霍舒亞(即亞伯拉買房子罕·約書亞)
  版本:上海譯文威剛記憶卡出版社 2009年3月《到大地盡頭》
  作者:大衛·格羅斯曼
  版本:山東文藝出版社 2014年3月格羅斯曼的次子烏里,在戰爭中犧牲。
  (上接B06版)
  第2代
  尋找巴以衝突根源與民族和解的方式
  第二代以色列作家指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登上文壇的以色列作家,其代表人物有奧茲和約書亞。
  《愛與黑暗的故事》:從和平共處到相互仇視
  奧茲在他那部史詩性的巨著《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用充滿詩意的筆法,描寫了聯合國宣佈允許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那個夜晚猶太世界欣喜若狂的場面,以及隨之而來的耶路撒冷圍困;揭示出猶太民族與阿拉伯民族從相互尊崇、和平共處到相互仇視、敵對、兵刃相見、冤冤相報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勾勒出猶太復國主義者、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超級大國等在以色列建國、巴以關係上扮演的不同角色。
  小說運用了諸多形象化的表達:小主人公八歲時,到阿拉伯富商家做客,遇到一個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試圖向小姑娘宣傳兩個民族睦鄰友好的道理,甚至上樹掄錘展示所謂新希伯來人的風采,結果誤傷小姑娘的弟弟,造成後者終身殘廢。數十年過去,作家仍然牽掛令他銘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運:不知是流亡異鄉,還是身陷某個破敗的難民營。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就這樣挑戰著以色列人的良知。
  奧茲在作品中曾經充滿深情與理性,探討巴以衝突的根源:在個體與民族的生存中,最為惡劣的衝突經常發生在受迫害者之間。受迫害者與受壓迫者會聯合起來,團結一致,結成銅牆鐵壁,反抗壓迫者,不過是種多愁善感滿懷期待的神思。在現實生活中,遭到同一父親虐待的兩個兒子並不能聯手,讓共同的命運把他們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不是把對方視為同病相憐的伙伴,而是把對方視為壓迫他的化身。或許,這就是近百年的阿猶衝突。在奧茲看來:歐洲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和鎮壓等手段傷害、羞辱、壓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個歐洲,欺壓和迫害猶太人。
  《情人》: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進退兩難
  在長篇小說《情人》中,約書亞描寫了阿拉伯青年和猶太青年試圖衝破民族的鴻溝,渴望交流與相互間的瞭解:機修廠廠主亞當的女兒達菲愛上了在父親廠里做工的十五歲阿拉伯少年納伊姆。納伊姆成長在一個阿拉伯村莊,自幼聰穎好學,但因家境貧困,為供兩個哥哥讀書,不得不提前輟學打工,他痛感自己民族的某種劣根性,意識到阿拉伯年輕一代在心靈深處比較空虛,反而願意瞭解猶太文化,嚮往都市文明和猶太人的生存世界,甚至在睡夢裡說出“我也是猶太人”。
  納伊姆第一次看見達菲,就感覺自己“再也不會忘記她”。在某種程度上,達菲是納伊姆融入以色列世界的一座橋梁。對達菲的情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著納伊姆對以色列猶太人的複雜情感:
  “您非常恨我們嗎?”
  “恨誰?”他問。
  “我們,以色列人,”她回答說。
  “我們也是以色列人。”
  “現在不太恨了。”……
  “自打那次戰爭後,自他們稍微打敗你們後,我們就不像以前那樣恨了……”
  此處戰爭指的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它打破了以色列是不可戰勝的神話。在某種程度上,納伊姆代表著以色列阿拉伯人渴望融入主流社會的傾向。他對猶太世界瞭如指掌,對猶太人的觀察獨特而一針見血,他可以毫無眷顧地拋棄阿拉伯鄉村生活,住到城市猶太人家中,在納伊姆的內心深處,國家與民族的界限還是較為分明的。他雖然並不反對以色列國家,願意接觸猶太民族,但從內心深處還是對阿拉伯民族充滿深情,進而排斥另一個民族。納伊姆爭取融入以色列社會的結果是他既不能再屬於阿拉伯世界,又仍舊徘徊在以色列精神文化生活之外。其經歷折射出以色列的部分阿拉伯年輕人在夾縫中求生存、進退兩難的境地。
  第3代
  求同存異,期待有國界無戰爭
  第三代以色列希伯來語作家的傑出代表大衛·格羅斯曼在許多作品中,表現出與奧茲、約書亞等作家一樣的社會參與意識。在巴以問題上,格羅斯曼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認為以色列人需要給巴勒斯坦人和平與平等的權利,而巴勒斯坦人也要認清以色列人的存在,希望兩個民族求同存異,有國界而無戰爭。
  《到大地盡頭》:作家次子在戰爭中陣亡
  剛剛出中文版的《到大地盡頭》堪稱格羅斯曼全部創作生涯的巔峰之作,其希伯來文書名為“躲避消息(這裡指噩耗)的女人”。在作品中,作家採用女性口吻講故事,敘述視角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不斷轉換,涉及1948年以來以色列經歷的幾場戰爭,人的生命在戰爭面前變得非常渺小。
  與丈夫分居多年的以色列女子奧拉五十多歲,生有亞當和奧弗二子。亞當是她和丈夫所生,奧弗則是她與情人兼好友阿夫拉姆的骨肉。身為以色列公民,亞當和奧弗都要服兵役。奧拉為慶祝奧弗兵役期滿歸來,計劃母子一起旅行。不料奧弗自作主張,報名參加志願者,去參加新的軍事行動。奧拉極度憤怒與悲傷,為“躲避”隨時可能降臨的奧弗殉職的噩耗,奧拉選擇按照計劃北行。此時,前夫正與長子亞當在南美旅行,陪同她的是昔日好友與戀人阿夫拉姆。
  從某種意義上,奧拉離家出游既是逃避以色列現實世界,也是回歸舊日戀情,回歸非現實世界的自我世界之旅。旅途中,她不斷向老友和昔日戀人描繪奧弗如何長大成人的往事。似乎希望通過講述奧弗的故事,通過重新審視奧弗親生父母的關係,來保護戰場上的奧弗,讓他能夠安然無恙,能夠活下去。
  這部作品最早寫於2003年5月,當時格羅斯曼的長子約納坦還有半年就要結束兵役,次子烏里則要在一年半之後入伍,他們都在裝甲團服役。格羅斯曼正是希望通過寫作這部作品來保護自己的兒子。不幸的是,2006年8月12日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期間,就在即將停火前的幾個小時,烏里的坦克在黎巴嫩遭遇炮彈襲擊,烏里陣亡。
  作品完成於格羅斯曼夫婦為兒子烏里守喪之後,它不僅流露出格羅斯曼慣有的作為普通以色列父母的內在焦慮,對子女的愛與牽掛,而且表現出他對以色列生存境況的擔憂,對戰爭的厭倦。格羅斯曼在愛子烏里的葬禮上說, “對於你所參加並遇害的這場戰爭,我現在不想說什麼。我們,我們一家人,在這場戰爭中已經輸了。”
  巴以衝突沒有贏家。雙方只有正視對方的存在,才有可能尋求和解與共生,這是每位熱愛正義與和平之人所殷殷期待著的。
  □鐘志清(希伯來文學研究者)  (原標題: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輸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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